关中沃野

       又读到了三气周郎，每至此，总是感慨颇多，每一遍，思绪并不相同。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 幼时曾怨诸葛的咄咄逼人，稍大时也曾故作老成的一笑置之，虽知史上之周郎实为恢弘雅量，弘毅高志，也仍叹息那书卷上栩栩的灵魂。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 思绪至今，常听人言，人之宿敌是为自己，以为不假。何以胜己？胜己之情绪为先。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 虽然如此，但实在知道此间的困难。情绪控制，非寥寥数语便能顿悟，也非全心效法便能够做到的。那考验的是最根本的人性，最内在的修养。随之人生历练的增加，所能纳怀之物也必增加；随之所经事物的消长，处事待人的态度也必随之练达。此事不可操之急，因为“急”本是情绪之大忌，故要清新宁静以修身；也不可缓之放任之，否则必无功而返，忽而已然终老。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 窃以为，须以此念常怀于心，临事而思之，遇事而行之，循序渐进。如此修身，可如春起之苗，未见所增，而日有所长。

日本人的服务意识

 

初至东京，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日本人极高的服务意识，所谓的“点头哈腰鞠躬微笑”是也。纵然他可能不喜欢你，但不会让你看出来。说个最简单的事例吧，即使是路边卖成人DVD的小店，无论你是否消费，都会对你笑脸相迎。回北京的那一晚，对比之下，看到的T3机场大巴服务人员的脸，却像北京的天气一样冷。

 

日本人的着装

 

对于他们穿衣服，若概括一句话，那我必然要说：“小日本儿真他妈禁冻”。一月的东京，时常冬雨绵绵，西北风瑟瑟。虽不像黑龙江冬季的滴水成冰，但也绝不至于热得非要把三分之一的躯体暴露出来吧。而且，日本的女人，常见的打扮就是“短裙丝袜高跟靴”，无论胖瘦，莫论老少。而男人，大多也是“风衣西服公文包”，皆为黑色，连灰色都极少见。我以为，从着装，能看到一股无形的社会压力，逼迫着每个人都要这么穿衣服，仿佛你不这么穿就是个异类，一个看似自由开放的社会，实则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被无形的压力束缚着，个性被压到最小，社会桎梏、等级分明。绝大部分人都在迎合，好像只有这么迎合了，才能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。

第四天的时候，我在地铁里看到了一个女孩子，头发乌黑飘逸、而不是七荤八素；面色自然红润、而不是厚粉浓影；身穿牛仔裤、而不是短裙丝袜；手拿一本课本、而不是眩目手机；脚穿运动鞋、而不是高脚靴，这样的一个美女，我以为在东京绝迹了。我想祝福这个活出了自己的女孩，因为她不迎合而有自我，才有意义。

其实我一贯喜欢女孩子高跟丝袜的性感打扮，即使现在也是。但我仍然很反感所有这样的东京女人，当一百个人里，有五十五个和你同样的style，你还觉得这么穿美，不是他妈的傻吗？

虽然喜欢性感，但更喜欢性格。

 

日本人的素质

 

相当高。我想，一定是教育的结果。

短短九天，我看见过给老妪让座的流氓状少年；

看见过，捡起地上别人丢下的垃圾并装在兜里的、邋遢学生装的中学生；

我陪东京上班族一起等轻轨，因线路瘫痪，列车延发45分钟，从头到尾，每个人脸上都难掩焦急的神情，但是月台上排队等车的对伍，有的变化只是不断的加长，却笔直而不曾变形，站内秩序井然，未见嘈杂。

列车厢门打开，从未见有人会奔入抢座，甚至连拥挤的座位都不屑坐下，在东京的列车上，日本人找到了自己特有的一种从容和风度。

未见过东京的司机鸣笛催路人，而常见偶然有车压在斑马线上，为了不让过马路的路人从车前绕远走过，司机自己将车倒退。

回来后，我的感触颇多，凝结成一句话：我们要向敌人学习的还很多！

 

 

靖国神社

 

如果做个调查，我敢保证，日本景点在中国的知名度，唯一能和富士山并驾齐驱的，也只有靖国神社了。但就是这个在中国知名度甚高的地方，在日本人中，名望却甚小。很多东京人并不曾去过，更有甚者，尤未闻之也。

社中匆匆而过的一些人，不过也是从南门到北门，穿门而过抄近路者。其余的人，大多则是专程前来参拜的狂热分子了。对于庄严肃穆的庭院，我丝毫没有敬畏之感，中指也笔了，还在正门甬道、参拜起点的地方吐脓痰一口，并以视频纪念。

但是，对于这条正殿正对的甬道，身穿和服的社员如果要横穿甬道时，都会在走到中心线时，转身面向正殿深鞠一躬，然后继续前行。更有狂热分子会在进门和出门时，面向大殿再鞠一躬。虽然是小动作，但是意义不同寻常。虽然我诅咒放在正殿里的那些战犯，但对于鞠躬的那些日本人，单纯的那种对亡灵和为国故去的先辈的那种敬畏心，很值得我们学习。

今后，如果再次走进抗战纪念馆或者烈士陵园这样的地方，我不但会怀有比以往更强烈的敬畏心，还会弯下我的腰，低下我的头，像中华民族的英灵们致以更深切的敬意。

 

可怜的日本人

 

九天以来，每每走出房间，我都会用心观察每一个日本人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偶然间产生了一丝丝怜悯之情。在东京，寸土寸金，一贯有通勤文化，市内工作，住在八王子之类的郊区。每天的下班高峰期，也是我回归馆驿的时间。我发现大多数日本男人会满脸疲态的蜷缩在坐位上，昏昏不醒，可见日本人平日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并非虚传。一次，有一个坐在我对面的日本男人，头发已然花白，左手戴无名指戒指，想已有妻儿老小，然而每日重复同样枯燥无聊高压的工作，人已近半百，却仍每日如此失败的度日，不知道他生活的希望在哪里，不知道他如何让自己有勇气活下去。

所以难怪日本的自杀率很高，患心理疾病率很高，日本人很变态。

总觉得东京人活得很艰辛，仿佛每个人都要为生存带上假面，为了要生存的有点人样儿，又要在假面上强颜欢笑。眼见着身边的纸醉金迷，只有少数富人能够奢侈的繁华，再看看他们自己无希望的生活和假面上的笑脸，真是可笑的人生。

虽然这样的人哪里都有，然不患贫，患不均，我想日本的普通人，承受的还是会比别的地方多吧。

 

才知道我这么爱北京

 

去富士山的那天，跟的是JTB的一日游团，车上有各国的背包客。导游沿途和大家说笑，忽然说起车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，是个International Group，请大家说说自己都是从哪里来的吧。于是从前到后大家各自喊出来自的国家城市。当我说出China Beijing时，我心里无比激动，我当时就觉得，管你们丫爱谁谁来自New York、谁谁来自London、谁谁又来自Germany，全他妈歇菜！北京最牛逼！那时我心里相当踏实，一点都不虚。

当年冯骧曾说过，他有机会一定还会回到北京，因为这是全中国最彪悍的城市。我不确定北京是否最彪悍，但我相信中国是全世界最彪悍的国家。因为我们懂得韬光养晦、懂得自强不息、懂得厚德载物、懂得效法于敌，举手投足间都有一种泱泱大国的雍容风范！

这是我自己的国家，是我爱的地方。无论今生走多远，我还是想要回到这里。

 

 

 

    此一行逾1900km., 燃油150L，耗时四日，行经大同-浑源-应县-太原-平遥-介休-长治，历览云冈石窟-九龙壁-北岳恒山-悬空寺-应县释迦塔-晋祠-平遥古城-王家大院。

    四日间，所经所见，历历在目。导航仪的偏差，误入几乎全线整修的208国道，山高路簸，进退两难，2小时只前行20余公里；京珠高速的畅快，140km/h的均速让我把前一日的颠簸郁闷挥洒彻底。

    然而端坐桌前，依旧最感慨于山西厚重的历史积淀，悠久的文化历程，和厚道的山西老乡。

    北岳恒山的壮美，出乎我的意料，羞愧自己曾偏听偏信于他人对北岳的诋毁。直至踏足山间的那一刻，才发现“五岳之巅”的雄伟，未及踏足顶峰的那一瞬，就已爱上他那“海纳百川”的恒山“和”文化。

    平遥古城的精巧规整，悬空寺的威严神秘，王家大院的晋商风范，无不展示着三晋土地往日的辉煌与博大。而山西人，也继承了当年晋商们所推崇的儒雅，更通过旅游业，浸润了每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。

 

居然，我的文章得了二等奖？！

本来是替一位姐姐代笔的，因为她还没转正，像这种党委发起的征文活动她是说什么也要参加的。但谁知，我成文之后，她却坚决不用，执意要求我署自己的名去交。我不愿，她又硬要替我去交。无奈，我又改了改，改回我自己的风貌，交去了。另外，的确，我也想看看，像我这种不愿说废话、不愿同声附和的文章，真交上去，他们还能开除了我？

因为我的这篇文章也不是当时写的，而是在我blog中的那篇《我想喊——我blog中你一定要看的一篇》的基础上，删删减减改出来的。谁料。居然能得奖。

我很惊讶！惊讶于两点：其一，CCB，你绝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教条。其二，党委里，愿意听真话的人，还在。

 

今天下午，部里面的党员大会，老总要求每个处室指定一两名同志，一定要发言。处长要我去。

我想：好，那我就再说点“叛逆”的！
 

 

前两天我一口气看完了老电影《大决战》三部曲，看着画面中动辄数万人的恢宏场面，我感触到了“人民战争”这个词的意义。一场淮海战役，我明白了什么叫“独轮车推出来的胜利”，明白了什么叫“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”。看着那时的干部，那时的军队，那时的党，怎么就觉得和现在有点不一样呢？

 

曾听过一句话，也曾经去证实了这句话：在农村乡镇的百姓们心里，中央干部是恩人，省里干部是好人，县里干部是坏人，村里干部是仇人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
贵州瓮安的事是偶然吗？是特例吗？绝对不是。
百姓心里的积怨太深了，尤其是在乡镇，在农村。
我不禁想问，当年共产党是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啊！是农民流血卖命帮党打下的天下啊！
为什么？短短才五十年后，他们扶上了共产党，却掌握不了本属于自己的半壁江山呢！
为什么每年中央信访办，总是超负荷运作？为什么自己接待不了，还要从各省市抽调人力？
为什么上访的百姓，宁愿风餐露宿北京街头，只为讨一个说法？
怎么会有这么多冤民，有这么多冤屈啊！
是谁在欺负老百姓？！

 

杨佳袭警。
最可怕的不是建国以来最恶性的袭警案，也不是它发生在奥运会前夕。
而是事发过后，听到最多的声音不是对牺牲警员的同情声，而是对杨佳的或钦佩、或同情、甚至致以“正义”头衔的声音。人们仿佛借杨佳的刀，疏了自己胸中抑郁已久的一口恶气。每每，公安局或者其他当局，公布某某事件的调查真相，人们第一意识往往会嗤之以鼻。然后相信这背后还隐藏着真正的真相。

 

难道主事者、当局者不该反思政府机构公信力下降的原因吗？不该反思自己在人们心中已不代表权威的原因吗？究竟是什么让杨佳走让绝路的呢？

对于杨佳事件，这永远可能都是谜。
但对于政府，如何重新赢得人心，即使是天大的谜，也要去解开！

 

我相信你能做好，因为百姓至少还信任中央；
我相信你能做好，因为至少你在变得更好；
我相信你能做好，像你曾经做过的那样！
我只是担心，积重难返。
我只能祈祷，
万万不要，官逼民反！

 

    --大家流过眼泪捐过钱，确定自己的人性依然完好之后，就觉得事情可以告一段落，“抚平伤口再出发”，重头欢庆奥运的开幕了。--

 

    这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全面覆盖一场灾难，既然是第一次，自然就有很多值得留意和检讨的地方。检讨，不是为了打击士气，更不是要在伤口上撒盐，而是为了进一步走出一条更宽广更有远景的大道。
　　
　　由于政府的空前开放，不只新华社等中央机构的记者迅速抵达现场，全国以至于全球各地的传媒业都来了。一夜之间，形成了文字，声音和影像的全方位媒体洪流，24小时地包围了所有受众。受众渴求资讯，媒介渴望提供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一种过往曾经主宰过无数灾难报道的小规律也就移植到中国来了。
　　
　　这种规律就是，在灾难发生的初期，先是涌现大量灾情实况的报告，然后渐渐地把焦点转移向救灾过程中感人的事迹。这套小规律不是媒体刻意造作，而是受众和媒体间互动的结果。事情刚发生的时候，大家自然想要知道最新最准确的资讯；但是当尸横遍野的惨状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袭向眼前，大家就会觉得无法承受了。接着就像一出戏似的，叙事的常规下意识的介入，英勇救人与其他“闪耀人性光辉”的故事就渐渐出现，甚至成为焦点，因为受众实在需要情绪的缓解。
　　
　　除了常常在国外灾难报道里存在的这种非明文规律之外，中国“抗灾大于灾况”的报道传统更会加剧这条叙事线的起伏。在死难者渐渐成为数字，废墟的景象开始叫人麻木之后，大家的确需要一些可以安慰伤恸可以感动人心的故事。我们在这绝望的时候需要重新肯定自己信守的价值，在困厄的处境格外盼想自己期待的解脱，所以这一切都是自然的。
　　
　　同样“自然”的是市场化时代的传媒，总是忍不住把他人的痛苦变成自己竞逐目光的战场，夺取独家画面之余，还要用音乐录像之类的手法不断地煽情再煽情。到了后期，更要在我们的独特国情之下，追逐官员，苦候领导人，以此为标榜。于是，该有的深入分析和远景构想就要延滞甚至缺席了。
　　
　　假如这一切都情有可原，我们是否可以期待冷静之后的反思和检讨呢？然而，我只怕我们这些受众的注意力要开始转移了。怕大家流过眼泪捐过钱，确定自己的人性依然完好之后，就觉得事情可以告一段落，“抚平伤口再出发”，重头欢庆奥运的开幕了。
　　
　　我们自己的伤很容易好，震区的伤却至少得用上10年之功方得愈合。这不是凉薄，而是常常出现的状况。想想看，非典康复者的生活都回到正轨了吗？山西奴工都找回来了吗？曾经触发史上最大捐款潮的南亚大海啸，其灾区重建至今未成，许多允诺了的善款仍未兑现。。。。。。媒体总有新的大事要追踪，我们总有旧的记忆要放下。
　　
　　当领导人巡视灾区，企业巨头纷纷认捐，甚至救灾人员慨谈亲历的画面，开始盖过仍在寻子的母亲与生活无着的难民时，这种冷酷的媒体过程就已经开始了。
　　
　　可是，我们还有多少问题想问呢？那些学校是怎么垮的？那麽多的水坝是怎麽来的（水吧与地震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早已是学界热议的话题）？一般军人受过多少救灾训练（承平时期，各国军队的最大用场往往就是救灾）？救援过程中有没有管理上的小瑕疵呢？没错，日子还是要过的。但是灾民以后要住在哪里？靠什么生活？要不要为已垮的房子还债？在电视无所不用其极的煽情演出之中（例如请失去亲人的家属上节目。叫仅余的家人努力去救其他人，供人二度剥削，好让观众哭着见证人性的伟大），这些问题太冷，而且很容易就会变得渺小边缘。当然，许多人很愤怒地声讨“豆腐渣”工程，誓要追究那些没有良心的东西，“处以极刑”。不过我怕他们太忙，总有很多的“极刑”要处。
　　
　　这些话很不中听，因为它不符合主旋律，但不是政府定下了主旋律，而是每一个媒体受众心理形成的主旋律。事发之初，说这些话是妨碍救灾的空话，后来说这些话则是破坏了大家自我疗伤的气氛。

    --转自《凤凰周刊》2008 JUNE 第17期--

 

    以下是我说的：

    这是我第一篇在博客上的转载，但文章里却都是我想说的，也是我完全认同的。只不过文思不及，难成此文。
    我想我无须再多言了，前文已然尽述。